一场场必然的告别：看上海通信业四十年间的风起云涌

改革开放40年，我国GDP总值增长了200多倍，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100多倍，电话用户规模增长了900多倍。

见证巨变的不仅是数字，还有职业的变迁。电报送报员、电话接线员、寻呼台小姐、TDM机房机务长等，曾经的热门岗位、红火的职业，随着时代的发展、技术的进步，经历了一场场必然的告别。与此同时，新的职业和岗位不断涌现。

过去的经历虽然难忘，但是告别没有遗憾，这是社会进步和通信行业快速发展的见证，是向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一种致敬。

送报员的告别：

电话难打时，他们工作到凌晨

电话大发展了，电报被冷落

受访人：姜保荣（曾是电报送报员，1988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，现在公司老干部处任职）

电报的历史相当悠久，在很长一段时间，它是人们传递信息最快捷的手段。改革开放初期，电报业务进入了更加繁忙的时期，那时候电话还没有普及，身处两地的人需要沟通信息的话，电报是时效和价格都适宜的传递信息手段。

1978年12月，改革开放启动之年，姜保荣进入电报局技术训练班学习，原本要学习两年，但当时电报业务量太大、送报员人手不足，姜保荣和同学们提前半年毕了业，开始了送电报的工作生涯。

“那时候，电话很难打，白天打不通电话，晚上大家就来电报室发电报，所以每天晚上7点之后，电报室里排队发电报的队伍很长。”姜保荣说道，“那时电报量多得不得了，我每天都要送150多封电报。”

送报员的工作可不轻松，风里来雨里去，“那时电报一天送4个班次，最晚是晚上9点零1分之前用户发的电报我们都要当天送完，报房理好后往往到晚上9点半、10点钟了，我们拿到电报后就赶紧出去送，送完之后差不多到凌晨1点。”送报员经常忙碌得连饭都不能坐下来吃，拿着馒头边走边啃。

要做好送报员这份工作并不容易，比如他们经常会碰到一些送报地址不明确的“疑难电报”。有一次，姜保荣拿到的一封电报上只写着大楼地址和用户姓名，他跑遍了大楼每个楼层，都没找到这位收报人，便又到附近的派出所查询，还是没有找到收报人，这时他想到收报人可能是外地来沪探亲的。于是他又折返回去，果不其然，仔细询问之后终于找到了这位收报人。这样的例子其实很多，而姜保荣当送报员十几年，没有出过差错。

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，随着固定电话的普及以及手机、传真机的慢慢兴起，电报业务量迅速下跌，送报员也越来越“清闲”，送报员陆续离开岗位。1995年，姜保荣离开了从事十多年的电报送报员岗位，他不觉得遗憾，“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，新技术的不断出现，电报不可避免地‘没落’，这是时代进步的体现，我们应该感到高兴。”

国际电话接线员的告别：

最忙时，可以拿到“忙时高奖”

程控交换上马了，国际台谢幕

受访人：谢梓芳（曾任国际话务台接线员、班长，现已退休）

改革开放初期，打电话是个大难题，尤其是打长途电话，常常要排队等上一天。谢梓芳是这段历史的最直接见证者，因为她曾是一名国际话务台的接线员。

1980年，从当时长途电话局技校国际话务班毕业后，谢梓芳进入了国际话务台工作。国际话务台接线员当时可是“高大上”的工作，要懂外语，也要懂电话转接技术。

当时，无论是国内长途还是国际长途电话都通过人工转接。上海是我国国际通信业务出口局之一，半个中国的国际长途电话都是从谢梓芳所在的国际话务台接出去的。

谢梓芳负责的是美国方向的国际电话转接，“国内的话务员报给我们，我们受理完之后，再摇到美国，把电话报给美国那边的话务员。”她说，当时和美国话务员最常用的一句话，“Ihaveacallforyou，collectcall（有个电话要接过来，受话人付费）”。

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，上海国际电话业务量也迅猛增加，原先每天只有几十张单子，很快就增加到几百张。尤其到中秋节、大年夜、年初一这三个时间点是话务量高峰，谢梓芳记得有好几年，大年三十她都在值班，家里人特意将年夜饭放在小年夜吃。

上世纪80年代末、90年代初，国际话务台进入了最忙碌的时候，为了激发员工积极性，国际台出台了“忙时高奖”激励措施，“接线员完成指标后，每多接一个电话就奖励1毛钱，有的人一个月能拿100多元奖金，相当于多接了1000多个电话。”谢梓芳说道。

程控电话交换技术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在国际台投入使用，用户可以直拨电话，渐渐不需要长途台的人工转接了。“后来，国际台一天也就接十来个电话。”2015年，国际台关闭，国际台接线员职业消失了，这是一个时代的谢幕，同时也见证了新时代的到来。

寻呼小姐的告别：

BP机大红大紫时，她们是“白富美”

移动通信来了，寻呼业消亡

受访人：卜雯倩（曾是国脉126寻呼台寻呼小姐，现在公司人力资源部任职）

和国际话务台接线员一样，当初，寻呼台里的寻呼小姐也是“高大上”的工作。在移动通信还没有大规模发展的年代，寻呼机，又称拷机、BP机在人们的通信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，寻呼小姐用那甜美的声音，将信息传递给万千用户。

1983年，上海诞生了无线寻呼业务。寻呼业大红大紫的时期，则是在上世纪90年代，1994年上海寻呼用户达到100万户，在全国城市中率先突破百万大关，当时国脉寻呼台占据近50%的市场份额。也就是在1994年，21岁的卜雯倩成为国脉126寻呼台的一名寻呼小姐。

成为一名寻呼小姐并不容易，当时这是热门职业，所以应聘者众多，选拔非常严格，不仅要考专业技能，还要考物理、电工等方面的知识。“我们要把100多个姓氏所对应的数字代码熟记下来，比如‘刘’，数字代码是16。等用户将姓氏报出来后，同时就能将其‘翻译’成数字代码，然后发出去。”卜雯倩说道。

那时，寻呼小姐工作强度相当大，差不多每10秒钟接一个来电，一天工作6小时要接2000多个电话，一些人开始不适应，在压力之下甚至呕吐。不过，当时寻呼小姐的工资也是相当高，在很多人每月拿两三百元工资时，卜雯倩每月能拿到1000多元。

到1996年，上海的无线寻呼用户超过200万户，上海的寻呼业迎来了最为辉煌的时期。但在移动通信的快速发展冲击之下，寻呼业逐渐没落。

1992年时，上海的移动电话用户达1万户，1995年突破10万户，1996年突破30万户，1997年突破50万户，1998年达到100万户，成为当时国内城市中拥有移动电话用户最多的城市。移动通信的快速发展和无线寻呼业的衰退没落几乎在同一时间发生，这是技术升级和用户消费升级产生的效应。

TDM机务员的告别：

电话大发展时，每天忙得不可开交

光网时代来了，程控交换机退网

受访人：沈磊（曾是程控交换机房机务员、机务长，现在浦东局维护中心任职）

在卜雯倩成为寻呼小姐的同一年，沈磊从邮电学校毕业后参加了工作，他投身的是另一个发展得热火朝天的行业——程控电话，成为浦东东昌局程控机房的一名机务员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我国引入了当时处于世界先进水平的程控交换技术。程控交换的上马和推广，为上海电话事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，助推上世纪90年代电话大发展时期的到来。那时，沈磊他们每天忙得不可开交。“机房里要做的事很多，包括设备维护、局内故障修理、话务量统计、为用户创建数据。”沈磊说，“那时候每天的工单很多，加班加点很常见。”工作了三四年后，沈磊成为机务长。

程控交换技术的使用，使得我国电信业迈上了高起点、大跨越的征程，也使得电信业从国民经济发展“瓶颈”成为具有基础性、先导性和战略性的国民经济支柱型产业。

但是，任何技术都有生命周期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程控交换技术无法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，电信网络向IP化、宽带化、云化虚拟化方向演进。“TDM退网是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，因为它已无法满足用户日益增长的业务需求。所以我们从2012年、2013年就开始了TDM退网工作。”沈磊说。

TDM建网不易，退网同样不易。作为浦东局维护中心综合支撑室室主任，过去几年沈磊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推动区局TDM退网，在这过程中，他和同事们克服了重重困难，一次次深夜割接、一次次攻克难题，终于提前完成任务。

现在，上海已建成“千兆第一城”，一根光纤通向用户家中，就可以满足用户上网、打电话、看高清视频等所有需求。

技术的发展、时代的进步，让沈磊告别了TDM机房机务员、机务长的身份，现在他是光宽网络品质工程师，为用户带来更美好、更快捷的信息生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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